又一批“无红包医院”挂牌了

近日，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无红包医院”挂牌活动——厦门首批11家三级公立医院集体挂上“无红包医院”的牌子，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

作者｜萧秦

来源｜看医界（ID：vist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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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无红包医院”挂牌了！

近日，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无红包医院”挂牌活动——厦门首批11家三级公立医院集体挂上“无红包医院”的牌子，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

据了解，这11家医院分别是：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市中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厦门市海沧医院，厦门市儿童医院，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据悉，厦门这些“无红包医院”要求全院职工签定“无红包承诺书”、“医务人员廉洁行医承诺书”，全面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定的要求，签订《医患不收、不送“红包”双向承诺协议书》向患者承诺，并纳入患者的病历管理。

并要求医务人员收到“红包”立即退还病人，因特殊情况不能退还的，在24小时内上报医院，没有正当理由逾期不告知、不上缴的，视为收受“红包”，一经查实，给予解除聘用合同处理。对违反规定的情形给予严肃追责，强化“谁收红包谁下岗”的理念认同。

实际上，据《看医界》了解，早在26年前，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已打出“无红包”旗号。公开报道称，南通三院时任党委书记、院长王陆军在1995年定下不收红包的“铁律”。当年年底，他将一块“无红包医院”的牌子挂到医院大门口，并郑重向社会承诺：只要有一例收受“红包”的行为，任何人都可以砸掉这块牌子。

1997年，南通三院被南通市政府挂上“无红包医院”的铜牌牌匾，成为全国首家挂牌的“无红包医院”。此后，南通以该院为样板，在全市推广创建“无红包医院”。截止到2014年，该全市已有223家医院参与，自挂“无红包医院”牌匾。

政策严管，取消红包在路上

近年来，治理红包、回扣一直是医疗卫生系统行风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取消红包的政策也一直在下发。其中，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一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2013年，为加强医疗行业行风建设，严肃纪律，针对医疗卫生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其中提出不准收受回扣，不准收受患者"红包"等。

并将执行"九不准"的情况列为医疗卫生机构以及人员年度考核、医德考评和医师定期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此后，原国家卫计委又印发规定，2014年5月1日起，二级以上医院在患者入院24小时内，由经治医师向患者或患方代表提供《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承诺不收、不送红包及贵重物品。

这一“拒红包协议”政策出台后，曾引起了医疗界的热议。据荆楚网报道，"拒红包协议"出台后，武汉多家三甲医院未签此协议。而北京一医院试水"拒红包协议"后，四成医生不愿签署该协议。

有医生表示，拿着这一协议找患者签字，一度曾导致患者误以为是医院、医生在变相索要红包。

而2020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九部委联合印发了《2020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其中指出，要升级完善行业“九不准”，配套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具体会如何升级完善尚未可知，不过从工作要点中对于医务人员的要求来看，对于红包、回扣的查处或许还是纠风重点。

挂牌“无红包医院”之后，制度改革仍需发力

据了解，全国多地开展挂牌“无红包医院”以来，也曾出现了一些令人尴尬的状况。

1997年，连云港市卫生局将一块“无红包医院”荣誉铜牌颁发给东海县人民医院。而2004年，江苏省开展的一场整治医疗系统不正之风行动中，东海县人民医院一批医务人员受到了查处，原因是收受药品回扣，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光盘黑名单账目牵出15名副主任以上的医务人员。

而2007年3月，无锡市卫生局和无锡市医院管理中心对全市医疗单位提出了创建“无红包医院”的目标、任务和要求，要求各家医院今年上半年要积极参与创建“无红包医院”活动，向社会做出公开承诺。

在当年接受《中国医院院长》专访时，时任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易利华表示，自己医院始终坚持不懈地抓行风自律工作和医德医风建设，并在当年6月底向无锡市卫生局和无锡市医管中心正式申领了创建“无红包医院”的牌子。

令人遗憾的是，2018年8月，无锡市纪委市监委发布消息，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党委副书记易利华（正处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19年，无锡纪监委通报称，易利华毫无党性原则和纪律意识，个人决定重大项目安排；以权谋私，将应由本人及其亲属支付的费用让他人支付，违规经商办企业，无偿使用服务对象的财物，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权谋取私利；生活腐化，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

山东大学卫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尹爱田当年也曾就“无红包医院”一事接受《中国医院院长》采访，据其介绍，传统的观点认为，医务人员收“红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可通过职业道德教育和医务人员的职业自悟解决。但在现实中，教育措施已经失效，必须通过制度规范来控制。

尹爱田认为，在医院管理活动中，类似“红包”现象的问题还有很多，治理了“红包”，可能还有“黑包”，层出不穷的问题不能靠不停的“运动”来解决，需要医院管理者们系统分析一下“红包”问题的根源所在，治理措施不应仅局限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上。

“我们更希望在未来的医院管理活动中，少搞些运动，多运用制度规范的作用。”尹爱田表示。（本文为《看医界》发布，转载须经授权，并在文章开头注明作者和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