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供稿作者/唐光超 （微信号tangguangchao），期望借助医药代表公众号，与各位共论新趋势下引领之道。 中国进行人口调查和户籍管理大概从商朝已经开始，后逐渐形成了士农工商的传统身份观。而对军士、工匠、商贾、乐伎等非农身份，历朝历代均会造籍管理。在
中国进行人口调查和户籍管理大概从商朝已经开始，后逐渐形成了士农工商的传统身份观。而对军士、工匠、商贾、乐伎等非农身份，历朝历代均会造籍管理。在进入现代国家之后，除军籍仍作为一种特殊身份来管理之外，其他特种行业大多以职业资格证书所建立的准入制度来进行身份管理。如一名执业医师，也可以同时是一名执业律师、会计师、建筑师等，甚至在晋升为院长后还可能获得公务员身份。
医药代表备案制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管理制度。军人、公务员、教师、导游等从业人员也有从严到宽的类似身份管理制度。这些身份管理制度在广义上都属于户籍管理制度。与里甲制度类似，制药公司和CSO公司履行着类似里正、甲长的职责，要定期清点所辖人员并上报。 户籍制度中，身份与义务是统一的。即通过调查、登记和申报来编户齐民，并将其作为征调赋役、行政执法、道德教化、自由及权力的主要依据。在“编户齐民”之后，似大政将出。在此姑且将医药代表备案制称为“药籍”。那么问题来了，在医药代表身负“药籍”之后，是否仍然有前途呢？ 医药代表在医院内活动，实际上受着临床医师、药学相关工作人员约束的分散管理状态。备案之后，若医疗管理部门新增医药代表管理职能，并在医院配套以某副院长及行政科室的新增该项管理职能，则将增加此项管理成本。但此项成本的增加，医院却难见显性收益，故可能导致变相收取医药代表管理费等情况出现。 此外，还可能基于“药籍”，采用人脸识别等大数据技术在医院内管控医药代表。而在个人隐私趋严的情况下，收集人体生物信息已成为十分敏感的事情，故估计短期内难以大规模推广。且医药代表群体本身也存在就医和探视需求，人脸识别技术所配套的日常管理也会纷繁复杂。 基于既往经验，在平衡投入产出之后，大多数医院会理性地对医药代表实施长时间的有限度管理，仅在有限的特殊时期会实施高压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医药代表学术推广的趋势仍然是存在的，我们仍要苦练此项技能。 估计最为担忧的还是要求医药代表挂牌明示身份进入医院。有一条成熟的技术路径是配置类似于汽车ETC收费装置的卡片，但这存在软硬件成本及监管难题，以及医院的安保成本上升。所以可能的情况是，有的医院会尝试给医药代表发放工牌。至于戴不戴工牌，则是后话了。 “药籍”与医药反腐的政策会进一步融合吗？从历代户籍制度的实践来看，户籍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制度，与廉政建设的关联度其实不大。在预防腐败方面，其所涉及到的腐败可能更多是“药籍”制度本身。在案件查处方面，司法部门在侦破涉腐案件时已可通过梳理社会关系来确定涉案人员身份，原则上是不需要查询“药籍”的。而本次建立“药籍”的是药监局，而不是反腐的主力军监察、司法、纪委等部门，故还需观察其他部门态度，目前我们不必过于忧虑。 另外还有一块容易被忽略掉的后续政策是，药品监管部门可能会要求“药籍”身份人员定期学习，甚至还可能建立类似于医务人员的继续教育学分制度，或要求参加一些药品监管相关或不相关的活动或会议。这一块可能衍生一个附加的官营产业，抑或有眼光敏锐者已开始与有关部门商谈。 此外，“药籍”还利好于医药猎头行业。若通过特定的渠道搞到了全国、某个区域、某家医院的备案代表，则将极大助力于精准招聘。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依托于此资源，或许将诞生一个新的猎头巨头。 而“药籍”恰如历代户籍制度一样，需要持续、密集的财力投入才能维持该系统的有效性。药监部门每年的相关预算从哪里来，或许是一个问题。或许对“药籍”大数据感兴趣的商业公司乐于参与其中，并通过招聘、研报、顾问等模式实现数据变现和盈利。但在个人隐私和大数据应用监管趋严的大背景下，走通这条路将面临一些新的障碍。 还有一个问题是，“药籍”在未来会扩大化吗？在“药籍”管理的政治和经济获益并不明朗的情况下（仅指合法经济收益），业界普遍认为现行制度推行力度和存续时间还有待商榷。若要扩大化，则易与目前放管服的大政方针相冲突，并在事实上增加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成本。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药籍”扩大化，更不必担心备案之后自己手机定位会不会与医务人员的定位做交叉分析——备案制并未赋予药监部门突破个人隐私保护相关法律的权力。 市场的刚性需求，难以止步于行政命令的暂时阻碍。医药企业以获得销量作为生存的基础，所以扩大销量是每家药企的刚需。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如果要求药企不得设定销售任务，则很可能收获药股的若干跌停。而如果一家药企宣布自身不再追求销量，主要投资人和中小股东们大概率会哭晕在厕所。 故在药企刚需之下，未来要么是医药代表仍然扛着销售任务，要么是像设备销售那样分为技术和销售两类，以“技术”挂医药代表身份，而另委任专职销售人员负责开发和上量。我们姑且将这种新的销售人员称之为“营销专员”。 这样的拆分是可能的，且符合市场规律。如护士作为独立的身份从医生中分离出来，CRC作为独立的身份从申办方分离出来，以及近年来临床药师的发展，均彰显了职业细分对医疗卫生行业发展的贡献。如果“药籍”制度被强力推行，则很可能是以后在一个销售区域，医药代表做学术，营销专员负责开发上量。也就是说，若在备案政策得以落地，则当初以为会失业的老一辈医药代表们，很可能会再度回归药企而成为香馍馍。 总的来说，在中国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下，“药籍”制度大概率不会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而是在多部门间权力制约的环境下螺旋式地缓慢发展。 有梦想的药企，或许会把这一监管措施看做一个战略机遇，以备案制作为减少改革阻力的依据和法宝，以转型升级自身的营销体系和企业运营体系，从而为未来发展储备更多动能。所以，那些积极应对此次备案的药企，或许更值得我们去选择。 而作为医药代表，则可以吃瓜心态看备案，继续苦练拜访、科会、开发、上量等技能，剩下的则交给时间——相信我们医药人的智慧，未来不会一地鸡毛，而是一个新的春天。在这个春天，医药代表仍然有前途，因为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均需要医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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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医药代表 作者：唐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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