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资料显示，在抗击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歌礼制药是少数几家依靠“国产新药”开展新冠临床试验的本土创新药企。多年来深耕抗病毒领域的研发积累，帮助歌礼在关键时刻筛选出有望成为新冠病毒治疗有效手段的候选药物。
麦肯锡数据显示，2018年到2019年在港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中，67%的生物制药公司专注于肿瘤，歌礼制药是彼时香港主板上市的唯一的专注抗病毒药物研发的企业。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让抗病毒药物研发重回公众视野。对此，歌礼制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坦言：抗病毒药物研发必须要有国家顶层设计，仅仅依靠一家企业、一个药、一个靶点是不能控制新冠病毒的流行的。
作为一家专注于“冷门”抗病毒药物研发的药企，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歌礼制药是个不容忽视的角色。“设计好临床方案，快速启动临床方案，医生将临床方案执行好，严格按照GCP保证病人安全，以科学态度让药品疗效得到确认或否认。”歌礼制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劲梓在7月11日举行的中国抗病毒药物创新大会上这样说道。
众所周知，新药研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创新药从靶点的发现、靶点的验证到临床前的动物试验，再到临床一期、二期、三期，一般需要10-15年，耗用的资金在10亿美元以上，可谓“十年磨一剑”。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研发抗病毒新药经常是“远水难救近火”，寻求“老药新用”成为更实际的操作。作为唯一一家在抗病毒领域拥有完整产品线布局的本土抗病毒创新药企业，歌礼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研究索引》中，收录了歌礼制药的三项临床研究，涉及ASC09F、达诺瑞韦、利托那韦三个产品。在今年2月10日出版的《Nature》杂志中，同样收录了歌礼制药用于抗击新冠病毒的药物。
如何筛选潜在候选药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在这一领域长期的研究积累。“就像歌礼这几款创新药并不是发现了新冠病毒以后再研发的，而是我们七八年来对抗病毒领域的研发积累。”吴劲梓举例道。
吴劲梓介绍到，筛选药物首先要看靶点，因为研发的都是靶向抗病毒药物。从新冠病毒的病毒复制、病毒结构来看，可以发现两类有效的靶向抑制剂：第一是抑制新冠病毒蛋白酶靶向抑制剂，比如歌礼的达诺瑞韦、ASC09/利托那韦复方片、艾伯维的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复方片，以及其他的蛋白酶抑制剂；第二是靶向聚合酶核苷类抑制剂，比如吉利德的瑞德西韦和其他公司的法匹拉韦。除了直接靶向抗病毒药物以外，还有靶向宿主抗病毒药物，比如干扰素，雾化干扰素有可能作为靶向宿主抑制剂。同时还有其他的靶点等等。
吴劲梓表示，我们希望能通过老药新用、新药新用，开发新药，找出若干个有效靶点，研发出很多创新药，这样才可能控制整个新冠病毒疫情。特别是新冠病毒疫情如果第二次爆发，我们可以有好的药作为储备。
长期以来，国际经验表明大多数制药企业更关注抗癌、心脑血管、糖尿病、中枢神经等热门领域的药物研发，疫苗和抗病毒药品很难吸引企业投入。对此，歌礼制药企业事务副总裁陈怡也曾表示，一直以来抗病毒领域“不吃香”的主要因素有四。
首先是抗病毒药物研发具有复杂和不确定性。病源不清，扩散和终止时间不明的急性病毒感染缺少特异性治疗方法。以新冠病毒为例，具有高传染性、高暴发性、短周期的特点。但研发一款有效的新药出来时，很可能病毒已经过去了。下一次暴发时，却可能是不同的病毒。
其次，研发需要昂贵的投入并承担高风险。一款新药的研发试验至审批上市，要经历十几年的漫长投入。高研发费用和不可控的市场前景。与其它药品相比，研发的失败率中抗病毒占比大。
第三是研发商业回报的不确定性。一般创新药企很难长期坚持做抗病毒药，市场前景不可控，这也是长期以来新型传染性疾病药物研发面临的问题。另外，一旦发生病毒爆发，如走政府公卫采购，一般商业回报相对较低。
最后是涉及维护重大公共卫生药品专利保护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在应对紧急状况下自愿专利授权和强制专利许可等也会影响到涉及公共卫生抗病毒药品研发的价格、市场前景和商业回报，价格往往背离其价值。
陈怡坦言，对于一些受商业利益驱动的药企来说，研发突发传染病药物不是优先项。大型药企在针对埃博拉、MERS 等疫情的疫苗和药物方面会有一定研发投入，但主要是出于对企业文化信誉和社会责任感的考虑。
那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能否给抗病毒药物研发领域的发展注入一针强心剂呢？吴劲梓认为，或许可以创造公共卫生用药的“新顶层模式”。
针对首次暴发的传染病，开发抗病毒药物，缺少成熟商业模式，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国家顶层设计，由企业、科研机构、监管机构共同参与的新模式。吴劲梓表示，这种公共卫生用药的新模式由政府牵头并资助，携手社会力量共同投资，对某种新型病毒进行长期的科研及成果转化攻关应将成为国家的策略，包括国家主导建立资源共享的信息和资源平台等等。
吴劲梓认为，对于抗病毒药物的顶层设计需要做到“三足鼎立”与“三足协同”。第一，国家监管机构立法制定一系列有效的应急情况的药品审评和临床应用的法规。第二，企业在疫情结束后不要一哄而散，要持续做抗病毒药物的研发。第三，科研机构、医院需要在疫情来临的时候按照GCP的要求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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