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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去年12月下旬开始算起，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流行了4个多月。疫情首先在中国流行，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话题，截至5月16日，中国已经累计确诊8万多人，全球累计确诊457万人以上，而欧美国家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曾光认为，中国公共卫生基础薄弱，且不如美国，但中国作为最早爆发疫情的国家却能很快控制疫情，是得益于中国以举国之力应对传染病大流行，且采取人道主义措施，对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一律免费检测、免费治疗、免费医学观察。
但也正是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掩盖了公共卫生的基础薄弱。很长时间以来，公共卫生系统都是被忽视的对象，但提出武汉封城、对疫情进行流调、提出病毒14天潜伏期，都是疾控中心所做的事情。
曾光认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薄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前有观点提出将改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嵌入医改中，但曾光认为，公共卫生体系要为整个国民健康负责，应该高于医改，更应该从顶层设计入手，举国体制来建设。
曾光，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专家。2003年SARS期间，曾光最先提议关闭当时疫情严重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他首先建议建设小汤山医院。当年4月28日，曾光受邀给领导讲解SARS防治。
近日，E药经理人独家专访曾光，就新冠疫情总结、反思以及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改革提出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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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场百年不遇的疫情，对中国来说是需要举国体制来应对的“大疫”。对中国来说，这是17年来遇到的第3次，前两次分别是2003年SARS和2009年新甲流防控的举国体制应对，其中也掩盖了我国公共卫生的一些弱点。
我国疾控系统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是很有优势的。老防疫站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1960年就消灭了天花，比全世界早了17年，还有血吸虫、荨麻疹、疟疾，都被成功控制。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集中力量搞经济。那么就得有一部分人先坐冷板凳，防疫系统就属于坐冷板凳的。只花钱不挣钱，地方政府就不愿意全额投入了。那时候的防疫站站长都在想怎么样挣钱，怎么样减少花钱，这种情况下怎样体现公共卫生？这种影响到现在都没有消除干净。
2003年4月28号，我接到当时卫生部一个特殊任务，要给领导讲SARS的科学防治。讲座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脱稿说：“疾控系统的困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会议结束第二天，领导到国家疾控中心办公楼来，看到大楼第一眼他说：怎么疾控中心连一家三甲医院都不如？中国那么多三甲医院，可是全国疾控中心只有一家呀！从这时就引起了疾控系统从上到下的建设，开始了各级卫生防疫站的建设。
2019年是医改十年，国家对医改非常重视，每年医改经费投入都是20%、30%的增加。当时医改提出“四梁八柱”，其中一梁是公共卫生服务，实际上它是个不承重的梁，并没有给我们疾控系统带来多大变化。用于老百姓的公共卫生费用的增加，我看也就是抵消了通货膨胀。当时出了很多丑事。为了挣钱，很多疾控系统的人不愿意去做技术性很强的事，去做什么了？卖疫苗、查体多挣钱。
我们知道县疾控中心从前两年开始，疫苗取消收费了，表面上看是回归疾控中心的功能，靠卖疫苗本来就是不对的。在医改中，我们把药品差价取消之后，大幅增加了医事费、检测费、手术费、住院费等，医院的收入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但对疾控的改革却很随意，疫苗取消收费之后没有任何补偿，你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这造成疾控系统的人才纷纷离开，最近三年疾控中心业务骨干走了100多个。更严重的是什么？好学生不到疾控系统来了。国家疾控需要高档次人才，既有医学知识，又有公共卫生知识，还得懂得法学、伦理，需要有胆略，能够左右局势。
但是这些高档次人才去哪了？跑了。有一次我跟北大公共卫生学院和复旦公共卫生学院两个院长在一块儿说，只有1%、2%的毕业生到疾控中心来。
中国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什么控制得好，关键还是疾控发挥了作用。
按说公共卫生的分量应该比临床医生要大。SARS期间，我们提建议，就是封闭北京人民医院，把北京的SARS患者远离郊区，我们提议建立小汤山医院，这是SRAS疫情的一个转折点。政府采纳了，但是有一个人给你送过鲜花和掌声吗？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疾控人员去调查每一个感染者，包括有症状的、无症状的，调查控制了所有的密切接触者，正因为中国有了疾控，有了一帮待遇虽低但还在努力工作、忠于职守的人。国家一有困难，忘了过去的待遇低、忘了过去的牢骚，冲在前头，这就是中国疾控人。
整个疾病潜伏期14天时我们调查出来的，中国标准全世界都在用。每一例患者有多少密切接触者，谁搞清楚的？是疾控人。
但疾控做了这些事以后，媒体宣传的少，疾控甚至做了好事还要受批评。因为疾控不能发出声音。如果上级不为他说话，只有挨着，盼望大家慢慢知道真相。
这种批评从我们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就开始了。武汉的疫情，他不是从正规渠道得到的消息，而是在网上看到武汉内部文件。这就说到为什么疫情直报系统没有发挥作用。
SARS之后，我国形成了疫情直报系统，所有医院哪怕一个县城、一个乡镇卫生院发现法定传染病疫情都可以根据软件直接上报，报到国家疾控中心数据库，且任何人不能随便更改。
但问题在于另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系统出了毛病。各级疾控中心都是横向管理，所有疾控中心主任都是当地卫健委任命，要通过当地的组织部门。所以报不报疫情，地方有很大权利。而有些地方政府认为报疫情对城市形象是有影响的，比如在评比卫生城市的时候。
所以应该从制度上鼓励疫情报告。疾控系统不宜都采取横向管理，至少再两件事上，纵向的权利要大一点，要有否定权。其一是干部任命，其二是卫生监督。
公共卫生，公字当头，它是姓公的。我用五个字来总结公共卫生特点：公有、公益、公平、公开和公信。
第一，公有。既然是公有，那国家投入要足够，得让系统人员安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
第二，公益。公益就是它的产品是完全是没有专利，无私的提供给服务对象的，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比如说疾控中心搞那么多宣传教育，一分钱不收，比如说开展的话预防接种，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第三，公平，我们这次就做得很好。所有新冠肺炎患者不管年龄大小，不论贫富、职业，一律免费检测、免费收治、免费医学观察，不过这实际上是政府承担的责任。
第五，公信，全社会响应了政府武汉封城的号召，武汉人承受了苦难。
很多人不了解公共卫生，包括把公共卫生改革套在医改里头的人也不懂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的话是个大的概念，需要举国体制来建设，比如这次武汉封城要涉及到多少单位？比如禽流感跟农业系统有关系，大气污染对人健康有影响，环保系统要承担责任。再比如劳动卫生、职业卫生，任何工业企业都要承担责任，才能保证工人的职业健康。
但医改搞设计的时候问过公共卫生的人吗？公共卫生有发言权吗？没有。时间长了，公共卫生是“被改”的。
公共卫生体系要做出改变，我认为首先第一条：搞清楚什么是公共卫生。搞不清楚就改，永远都是虚的。
首先要有顶层设计。国民健康在国家处于什么位置？国民健康应该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提高全民健康、提高公众健康素养，不可能只靠医院，还是靠公共卫生减少危害全民健康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需要把健康融入一切政策。
此外，公共卫生的问题应该是，即使不发生，也都应该防。不打仗得练兵，应该把中国公共卫生队伍真正建设成一支捍卫中国公共卫生安全的能够战斗的队伍，并且养活这支能征善战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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