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断历经变化和完善，诞生于108年的日本医药代表似乎又到了变革的关口
上周，日本医药代表（MR）认定中心公布了《MR认定纲要》,其中规定自明年4月起日本的医药代表在工作时除必须持认定证书外还有义务佩戴MR徽章。
其实，在日本佩戴徽章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佩章某种程度上更像是日本社会的传统，日本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职业都要求在“履行职务”时佩戴徽章，这点熟悉日剧的人大概不会陌生。
日剧《legal high》中佩戴徽章的律师
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徽章并没有任何身份标识也就没有任何证明效力，加之方便和成本（一枚纯银律师徽章定价约10万日元）等各种因素考虑，履行职务时不佩戴徽章的情况在日本也很普遍。
关于佩戴MR徽章的目的，《纲要》中称“是为了让医药代表怀着崇高的志向和使命感为患者而开展活动。”，这更像是一种激励。
将目光投向“佩章上岗”的细枝末节忽略的恰恰是此次《纲要》对日本医药代表制度带来的影响。
今年8月，作为日本医药代表认定制度核心的日本MR认定中心召开会议，明确了将制定《MR认定纲要》作为日本医药代表认证制度“根本性改革”一环。而此次《纲要》的正式公布也标志着影响日本医药代表制度的“根本性改革”迈出了第一步。
日本医药代表到底有着怎样的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现在又为何不得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呢？在我国医药代表备案制的即将正式启动之际，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邻国，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01 百年前的黎明
汉语语境中的医药代表，在日语中的正式名称“医薬情報担当者”（医疗信息负责人） ，一般被称为MR即英语Medical Representative。在日本，MR通常由隶属制药企业营业部门或由人才派遣公司派遣到制药企业的专门人员组成。
维新变革后的明治政府逐渐放宽了医疗政策，到20世纪的头十年，通过横滨、神户等地外国商馆进口的西洋药物不断增加，日本药品市场大有由汉方药向西洋药转向的趋势。这在另一方面刺激了日本日本国内制药企业，纷纷开始尝试进口甚至自己制造西洋药物。其中尤以曾经和制汉方药御三家（武田、盐野义、田边）最为积极，他们不仅止于进口加工制造西洋药物，并开始指导自己的药剂师进行推销和贩卖。
日本医药代表的雏形也便在这制造、生产、销售西洋药物一条龙的土壤中慢慢酝酿登场。
明治45年（1912年），一家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瑞士公司在机缘巧合中将医药代表推到了日本制药界的前台，这家公司便是后来成长为跨国制药巨头罗氏 。
1911年罗氏刚刚登陆日本，急切希望为自己的产品打开局面。当时负责日本市场是德国人Ebeling，苦思冥想后他决定找一位“富有医学知识，能讲流畅德语”的日本人帮助自己。几经周折最终被他选中的人是日本药剂师二宫昌平。
经过一番指导和培训，1912年，这一洋一日的奇妙组合便频繁出现在日本大大小小的医疗机构里开启了他们的“医药代表”之旅。
Ebeling在一开始便告诉二宫他们不会采取销售的的方式，而是仿照欧洲当时流行的近代化组织化的“宣传方式”，并称呼自己为“宣传员”（プロパー，由英语propaganda而来的和式日语）。他们在各地召开宣讲会将各个大学、医生协会的医生们聚在一起。在会上，他们使用海报进行产品展示、提供药品样品和相关文献，二人还一唱一和地回答参会者提问并在会后召开宴会与医生进行私下交流。
当时，二人头戴圆顶硬礼帽、身着一袭黑色外套、乘两辆人力车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进行说明和宣传而不进行销售在当时自成一派甚为惹眼。日本国内制药公司见成效显著也开始纷纷效仿，这种“不进行销售”的方式也逐渐在日本开始推广开来。
而这，被认为是日本医药代表制度的原点，二宫昌平也被冠以第一位日本医药代表的名号。在2012年举行的日本医药代表诞生100周年纪念活动中将这段历史称为日本医药代表制度的“黎明期”，包括二宫昌平在内的9家企业的10名医药代表也以黎明期的先行者的身份得到官方确认。虽然宣传员的称呼和其中方法在之后的岁月中早已变化，但“为普及自家药品向医生提供必要信息的本质” 依然被今天的日本医药代表继承了下来。
黎明终归是黎明，真正造就今天日本医药代表制度的是二战后的日本。
上世纪60年代日本制定了药事法，并成立了日本制药工业协会和日本仿制药制药协会，伴随着战后经济的起飞日本制药业也开始迅猛发展。但由于无法可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这一时期的日本医药代表逐步演变为销售员，“回扣、招待...什么都变得无所禁忌”是那个时代日本医药代表的写照。
为扭转愈发混乱局面，政府开始尝试介入。1979年日本国会提出将引入MR资格制度，并要求日本制药工业协会制作《MR教育研修纲要》。
1980年日本制药工业协会设立教育专门委员会，制定了《医药情报担当者教育研修纲要》正式出台。同年日本制药团体联合会中还设立教育研修关系团体联络协会。一套行业指南性质的，针对日本制药企业所属所有医药代表的教育制度教育研修制度正式确立。
1991年，称呼日本医药代表近80年的“宣传员”称谓被MR替代。
1993年，日本厚生省召开“面向21世纪的医药品恳谈会”其中肯定了医药代表制度的重要性，并首次提到医药代表作为“医药品信息专家”的地位。会议还提出在充实MR教育研修制度的同时，建立起基于公平的民间机构的、客观的资格评价制度的必要性。
经过两年的讨论和准备，1996年日本政府和业界最终达成共识，将由业界自身指导的医药代表教育研修制度向基于公正第三方机构的医药代表认定制度过渡。
1997年，日本正式施行MR认定制度，其核心机构MR教育中心也在此时成立。当年12月了日本举行了第一次MR认定资格考试。截至1999年12月该考试共进行了5次，期间共有5万人参加了考试。而到了2005年参加考试人数已经突破十万。2004年一年通过考试取得医药代表认定证书的人数突破五万。
建立起以考试为核心的认定制度后，日本医药代表制度也并没有停下改革的步伐。
2010年，医药代表认定在增加了以基础医学知识为主的“导入课程”的基础上，制定所谓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制度，医药代表认定制度有单纯的考试开始向终身学习过渡。
现行的日本医药代表认定制度，由导入教育、MR认定考试、继续教育三大部分组成
2012年基于核心课程的新版MR Test实行，以导入教育、考试、继续教育三部分为中心组成了日本现行的医药代表制度。
2015年参加日本医药代表认定考试的人数突破15万。
虽然不断完善，但如今，日本医药代表制度又到了改革的关口。
MR认定中心事务局长近泽洋平在今年8月的東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宣布，
认定中心决定推进对MR认定制度根本性的改革，并谋求各界特别是制药企业的理解。
近泽在会上不无激动的说，“如今环境已经大不一样，就连去年12月到现在短短时间里也发生着大变化。”近泽所谓的变化也正是医药代表制度变革的原因所在。
近年来，日本行业规范也不断收紧，医疗机构不断推行对医药代表拜访、访问的限制，加之
日本医疗行业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的发展，医药代表和医疗从业者的接触基盘被不断压缩。
此外，收受金钱、免费招待等偶有发生的“丑闻”也使得医药代表在日本社会不断污名化，一些日本媒体甚至出现了关于“是否需要医药代表”的讨论。
另一个现实则是自2015年开始医药代表认定考试的人数也逐年减少。
这些变化对日本的医药代表制度和医药代表而言意味着危机，改革迫在眉睫。一系列自内而外的改革措施开始推行。
2016年开始，MR认定中心在教育研修委员会下设继续教育检讨委员会作为充实强化“继续教育”的重要一环的，试图进一步推进医药代表向终身学习过渡。
继续教育检讨委员会随后又展开一些改革，甚至连此前对日本医药代表的“构想”（vision） 都进行了更改。
2011年为迎接医药代表诞生100周年医药代表教育研修委員会提出“作为医疗团队的一员肩负医疗使命”的口号来作为现在日本医药代表构想。
继续教育检讨委员会成立后将这条颇为响亮的构想变更为“以成为医疗从业者值得信任的伙伴为目标，提供、收集、传达服务患者的医药信息”
如果说口号变更背后是抛开浮夸的决心，那随后而来的“根本性改革”则是日本医药代表为应对危机拿出的办法。“根本性改革”提出了未来日本医药代表变革的重要一环，而这次颁布的《纲要》正是改革的第一步。
新的日本医药代表认定制度构想
《纲要》一切归零，从医药代表是什么开始，重新定义了日本医药代表的资质、企业、医药代表、认定中心各自的职责，并首次以明文的形式予以确认。
《纲要》中再次强调了医药代表作为医药品信息活动的“专家”身份和地位，这也是1993年被提出后第一次以书面的形式呈现出来。
对此近泽表示希望以此提醒日本的医药代表不断钻研自身专业知识，代表企业传递正确的药品信息。
《纲要》还删除了医药代表定义中药物“普及”的职责，将其定义为“正确使用药物和提升药物疗法做出贡献”，以减少“普及”带来的扩大销售之感。
之前颁布的文件中只描述“医药代表必须具备必要的知识、技能和伦理观”，而在此次《纲要》中将知识、技能和伦理观到底是什么一一进行了明确。近泽表示希望通过明文书面的形式，在医疗从业者之外，同时赢得患者和大众的信赖。
《纲要》中还明确指出此前MR认定中心的工作主要侧重举办资格考试和交付认定证书，作用流于事务性，今后将增加针对药企的教育研修评价和相关制度的职责，并计划在今年内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
近泽表示，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完全可以预见，如不加快进程“变化将比我们所想的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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