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契机，可能将国内抗病毒研发推向新一轮高潮，尤其是乙肝领域。国内医药的“老大哥”恒瑞和“新大哥”百济已经率先觉醒，并先后“热场”。抗病毒领域实际上可能正成为肿瘤药企走向Bigpharma的一条“优选之路”。
在今天，丙肝这种隐蔽性极强的传染性疾病已经可以完全治愈。
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将荣誉授予了人类与丙肝病毒（HCV）斗争中做出的决定性贡献的三位科学家，哈维阿尔特 (Harvey J. Alter)、迈克尔霍顿 (Michael Houghton)以及查尔斯赖斯 (Charles M. Rice)。
在新冠病毒肆虐的2020年，这三位科学家的故事仿佛是一种激励。
为此，E药经理人此次采访到了曾与迈克尔霍顿共事的朱青博士，她现在担任腾盛博药公司生物制药部门负责人。
2004年朱青受艾米韦纳（Amy Weiner）和迈克尔霍顿的邀请加入美国凯龙公司（Chiron Corporation），在迈克尔霍顿的直接指导下从事丙型肝炎疫苗的临床转化试验工作，直至2007年。
朱博士现任腾盛博药生物制药部门高级副总裁，继续从事治愈乙肝药物的研究工作。
“我加入迈克尔霍顿教授的团队是在2004年，那时HCV体外培养系统被开发出来不久，丙型肝炎在当时迎来第二轮研发浪潮。”
朱青口中的第二次丙肝研发浪潮，源自德国科学家巴特斯切勒（Ralf Bartenschlager）在1989年开发出一种可在人肝癌细胞内进行繁殖的HCV体外培养系统。这种系统可从体外培养的肝癌细胞中快速获取大量HCV，大大地降低了丙肝病毒试验的门槛，丙肝研发也随之变得火热起来。这其中迈克尔霍顿研究团队所在的凯龙公司占据一席之地。
早在1975年另一位诺奖获得者哈维阿尔特在工作中发现了一种新型肝炎病毒，并将其命名为“非甲非乙肝炎”。但这种病毒在发现后的十几年中，关于它的研究却一直停滞不前。直到1989年，霍顿团队打破僵局发现这种病毒的基因片段并将其更名为“丙肝病毒”。
霍顿团队的的发现也为之后一系列HCV病毒研究开辟了道路。之后丙肝病毒检测试纸的出现，使HCV基本从血库中被清除，减少了输血被传染丙肝的风险。
“如果没有霍顿教授的研究发现，之后HCV体外培养系统的构建自然无从谈起。而且在80年代中后期，生物基因研究远比现在要困难得多的多。”
所以当听说迈克尔霍顿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朱青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实至名归。在我2004年还在丙肝研究领域工作时大家就已经在讨论迈克尔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他的发现对这个疾病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人类公共卫生的意义也是巨大的。”
现实也的确如此。2013年，迈克尔霍顿获得被称作“小诺贝尔奖”的加拿大盖尔德纳国际奖，以表彰他在丙肝领域的基础贡献。不过，霍顿却因该奖没有同时授予他的两位重要合作者朱桂霖（Qui-Lim Choo）和郭劲宏（George Kuo）而拒绝了这项荣誉。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他表示在丙肝病毒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和两位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奖项颁给自己一个人他感到“不公平”。这在当年是颇为轰动的新闻，迈克尔霍顿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拒绝该奖项的获奖者。
不过在朱青看来，这很符合他所认识的迈克尔霍顿教授。“他对自己的团队很尊重，在工作中也很讲究公平。我们当时的工作方式是open door，即便是在高级领导团队的位置迈克尔也跟所有人一样的办公室，不会有级别的差异。”霍顿的团队精神也为他赢得了同事的忠诚。“据我所知，有同事会选择十几年一直跟随他，即便他离开企业回到加拿大的学校从事研究。”
迈克尔霍顿身上另一点让朱青感到钦佩的便是他对传染病研究领域不变的热忱。“他对科研和科学有一种激情。那时候不管多忙迈克尔几乎每周都会带领我们开文献讨论会，不管是文献上的新发现还是同事的新想法都能让他兴奋。我想这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科学家精神。”即便丙肝治疗药物已经研发出来的今天，迈克尔霍顿依然继续着他的研究。
虽然丙肝的研究故事仍在继续，但制药行业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抗病毒领域里更远的地方。乙肝这个早于丙肝被发现却迟迟没有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成为众多制药企业攻关的下一个目标。
2020年7月，对国内“抗病毒人”而言，可能是极不平凡的一个月。
第一周，“抗病毒人”便迎来了退休半年的孙飘扬，他的第一站便是高举抗病毒的创业大旗。
7月6日，恒瑞官宣：孙飘扬与恒瑞医药合资设立瑞利迪医药，该公司将全面负责抗病毒疗法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的进出口业务。值得关注的是，官宣前夕恒瑞医药有两款抗乙肝病毒1类新药已经获得NMPA批准，开展人体临床试验。业内人士猜测，瑞利迪成立后，这些原属于恒瑞研发管线内的抗病毒创新药，很可能转移到瑞利迪内部进行研发孵化。
战火已备，号角一吹。再两周，“抗病毒人”便迎来Biotech新贵百济神州，而百济“开疆拓土”的第一站也是选择了抗病毒领域。
7月20日，百济官宣与Assembly研发管线中3款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感染的临床阶段核心抑制剂在中国达成合作，百济获得三款药在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独家开发和商业化的权利。上述药物有2款目前处于临床2期。
疫情的爆发，将抗病毒研发再次推向“高光”时刻，让科学家、企业家的视线重新回归这一相对“冷门”的领域。据业内人士介绍，中国的抗病毒创新药研发者积累时间较短，加之真正的抗病毒新药比普通新药研发的周期更长，所以目前多数以仿制药为主。
国内医药的“老大哥”恒瑞和“新大哥”百济率先觉醒，并先后“热场”。虽然时机很妙，但抗病毒领域实际上可能正成为肿瘤药企走向Bigpharma的一条“优选之路”。
事实上，疫情的契机，可能将国内抗病毒研发推向新一轮高潮，尤其是乙肝领域。
朱青本人的博士后研究在乙肝研究领域久负盛名的Fox Chase肿瘤中心完成，师从克里斯托弗西格（Christopher Seeger）。西格发现了乙肝病毒逆转录复制起始机制，为目前乙肝病毒复制模型提供依据。此外该中心的巴鲁克布伦博格（Baruch Blumberg）因发现乙肝病毒表面抗原（Australia antigen）获1976年诺贝尔奖。
据朱青介绍，国际上肝病病毒的研发经历了大致两轮高潮，第一轮是“丙肝热”，丙肝病毒被发现并被命名时，很多学者研究方向从乙肝转向丙肝。
期间，最早上市的药物是广谱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和干扰素，这两个药物单方活性都很差、但组合起来可以有50%左右的治愈率。遗憾的是两药物毒性都很大，而治愈丙肝耗时非常长。
到2011年5月，福泰率先上市了首款NS3/4A蛋白酶抑制剂Incivek，当年第四季度销售即达到4.5亿美元，成为史上销售最快的新药。而默沙东的Victrelis和强生的Olysio的紧随其后，似乎要形成三雄争霸的局面。
销售增长带来快感的同时，福泰、默沙东、强生并没有注意到潜伏的“危机”。
这时，另一类丙肝新药、RNA聚合酶NS5B抑制剂开始颠覆这个市场。这个药来自Pharmasset，后来被吉利德孤注一掷以113亿收购，而NS5B抑制剂后来也成为一代“丙肝神药”索非布韦。
由于索非布韦惊人的疗效，很多竞争对手的未上市的同类产品“胎死腹中”，已上市的产品则是短暂辉煌，其中不乏默沙东、BMS、强生等主路竞争对手的被迫退出。
陆陆续续，所有公司都停止了丙肝药物的研发，而丙肝疫苗虽未被研发出来，但由于需求并不迫切，研究并不多。
相反，乙肝至今仍无药可用，由此第二波浪潮就发生了：由丙肝转向乙肝的攻克。
由于国内制药创新兴起较晚，所以第一轮“丙肝热”并未参与，第二轮对乙肝的攻克也才刚刚开始。
但对于乙肝研发来说，中国具有天然“优势”，据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发布的《2019年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估算，中国乙肝病毒感染者约7000万人，每年新增约40万。国内肝癌和肝硬化患者中有约80%是由乙肝导致，估算规模约200亿元。
相比肿瘤的扎堆研发而言，“乙肝大国”的研究却并不太多，所以抗病毒领域在中国也是蓝海战场。随着恒瑞、百济的加入，无疑会助推中国进入第二轮浪潮，参与乙肝的攻克，与国际药企同台PK。
除了恒瑞和百济这样的大体量，“小体量”公司正在成为“抢眼新秀”，并陆续通过资本市场进入大众投资人的视野。
歌礼生物是港交所新规后生物医药的第一股，也是第一家作为肝病药、抗艾药研发“新秀”进入大众视野的公司。据悉，该公司已上市有3款产品，其中2款是HCV药物达诺瑞韦（靶点NS3/4A ）和拉维达韦（靶点NSSA ），另一款是与罗氏合作推出用于治疗慢性乙肝的派罗欣，2019年，戈诺卫实现销售额1.24亿元，同比增长72.2%。在研产品管线上，目前在肝病领域有9个项目。
特宝生物则是科创板上的肝病“新秀”。2020年1月17日，该公司凭借已经上市的抗乙肝病毒、丙肝病毒1类新药派格宾及其他在研创新药，成功登陆上交所科创板。
在一级市场还有一些“新秀”颇为抢眼，腾盛博药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9月，一手创立吉利德中国的罗永庆走出“丙肝神话”公司，第一站便是腾盛博药。该公司专注于抗病毒新药研发，目前研发管线上有十余款抗病毒、抗感染产品在研。与疫苗界的康希诺一般，腾盛博药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据悉，该公司成立之时即完成了2.6亿美元的融资，其中不乏博裕资本、红杉资本、云锋基金、通和毓承资本等明星资本的参与。
“比20年前感觉还好！”特朗普出院，他的新冠药物清单里到底有什么？
在美国媒体普遍对白宫医生团队周日发布的“总统即将出院”信息还将信将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10月5日）晚上乘坐直升机返回白宫，离开医院时他对着采访镜头竖起大拇指，并发推表示“我比20年前感觉还好！” “如果他（特朗普）继续像今天这样看起来不错...
客服微v信：
手机APP
移动版
1570
0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156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