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有问津到资本追逐，这家创新药企能成为中国抗生素市场的解局者吗？

一方面，随着国家“限抗令”的出台和升级，我国对抗感染药物的管理力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在耐药问题愈发突出和严峻的中国，高端抗生素的临床使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显然，袁征宇和他麾下的盟科药业，希望成为这之中的“解局者”。

2020年底，盟科药业宣布完成超7亿元的E轮融资。 而在2020年8月份，盟科药业已经完 成了近3亿元的D轮融资。

半年内连续获得两笔融资，对于盟科药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袁征宇来说，这是在他2007年回国创立盟科药业以来，少有的感觉到资本市场的“友好”。

在创新药投资浪潮中，盟科药业聚焦的抗生素领域并不是投资人眼中的“香饽饽”。但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和蔓延，资本市场看到了抗感染领域的重要性和商机，也让盟科药业获得了建立销售团队和继续推进产品管线的足够支持。

事实上，一方面，随着国家“限抗令”的出台和升级，我国对抗感染药物的管理力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在耐药问题愈发突出和严峻的中国，高端抗生素的临床使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显然，袁征宇和他麾下的盟科药业，希望成为这之中的“解局者”。

01 “我很想再做出一个新药”

 

盟科药业是袁征宇的第二次创业。

1996年，袁征宇参与成立了Vicuron Pharmaceuticals Inc.。4年后，这家企业成功登陆纳斯达克。2005年，Vicuron的两项研发成果——抗真菌药Anidulafungin和抗革兰氏阳性球菌感染的抗生素Dalbavancin完成III期临床试验，并显示出强劲的市场潜力。同年，辉瑞以1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Vicuron公司，这也成为当年抗生素研发领域金额最大的一笔交易。

两年后，袁征宇回国创立盟科药业，开启二次创业之旅。在谈及当时回国创业的目标时，一直把自己喻为“Drug Hunter”（猎药人）的袁征宇直言：“我很想再做出一个新药。”

盟科药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袁征宇

这一次，袁征宇用了13年。

2019年底，盟科药业提交了康替唑胺（MRX-1）在中国的新药上市申请，并在随后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授予的优先审评资格。

康替唑胺是一款新型噁唑烷酮类抗生素，也是盟科药业首款1类抗耐药菌新药，可用于治疗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在内的多重耐药革兰阳性菌引起的感染。其同类首个上市药物利奈唑胺由辉瑞开发上市，全球销售峰值超过14亿美元。

“在当初立项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找到一款没有骨髓抑制毒性或者单胺氧化酶抑制作用的第二代噁唑烷酮类新药。”袁征宇对E药经理人表示。

根据康替唑胺与同类药物利奈唑胺开展的头对头对比研究数据显示，康替唑胺和利奈唑胺在治疗后访视时的临床治愈率分别为93%和93.4%。证明康替唑胺对革兰氏阳性菌，包括多重耐药菌MRSA感染的临床疗效与利奈唑胺相当。

此外，三期临床试验中治疗后出现的不良事件总体发生率上，在康替唑胺和利奈唑胺两组中相当，大部分为轻度或中度。但是在和骨髓抑制相关的血液学检查中，康替唑胺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要明显低于利奈唑胺组。特别是在接受治疗超过10天的患者中，在治疗结束访视时血小板计数相比基线下降超过30%的患者，利奈唑胺组为25.4%，而康替唑胺组仅为2.5%。据悉，康替唑胺也是全球首个在三期临床试验中证明血液学毒性上优于利奈唑胺的噁唑烷酮类新药。

与此同时，盟科药业也在美国完成了针对康替唑胺和康替唑胺的前药Contezolid acefosamil （MRX-4）的两个二期临床试验，并正在准备启动国际多中心的三期临床试验。

袁征宇表示，中美临床试验结果都显示了康替唑胺与利奈唑胺的同等疗效，并且在副作用上，康替唑胺也都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已有的这些数据都证明了其是一款更安全同时非常有效的新药。

02 “做了一辈子药，没卖过一片药”

 

在袁征宇看来，中国抗生素市场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方面，从市场份额来看，抗生素仍然是整个中国医药市场中主要的产品领域。另一方面，低端抗生素的过度使用造成了大量的耐药，同时也在对针对耐药菌的高端抗生素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2012年8月1日，有史上“最严限抗令”之称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遏制细菌耐药。2015年，《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年版）》出台，进一步规范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

“在抗生素合理使用规范化以后，整体抗生素的销售放缓，尤其是低端抗生素开始呈现负增长。”袁征宇表示，与之相反的是针对耐药菌的高端抗生素在2015年之后，以每年双位数的速度在增长。

根据数据统计，从盟科药业聚焦的抗多重耐药革兰氏阳性菌抗生素市场来看，2019年的中国市场规模约6亿美元，万古霉素、利奈唑胺以及替考拉宁是其中最大的产品。值得一提的是，抗多重耐药革兰氏阳性菌抗生素市场的增速仍然保持在10%以上，远高于抗生素市场整体的增速。

但即使这样，中国人均使用高端抗生素的比例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根据2019年的数据统计，中国人均高端抗生素使用量仅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

袁征宇认为，其中原因首先是由于此前低端抗生素大力度的市场推销，形成了患者的使用习惯。其次，截至目前中国针对耐药菌的监测和检出相对比较弱，一般情况下很多医院不会进行细菌耐药的检测。另外，经济因素也是原因之一，很长时间以来高端抗生素几乎全部被跨国药企垄断，本土产品几乎没有。

显然，即将获批上市的康替唑胺将有望打破市场困局。而半年内两轮近10亿元融资，也为盟科药业在中国市场的自主商业化提供了重要支持。

笑称自己做了一辈子药，但没有卖过一片药，对于袁征宇来说，选择自建销售团队，是个不小的挑战。

“从整体来说，如果一款创新药本身是解决临床未满足需求的话，其实它的推广更多的是学术教育和临床教育，是要让医生了解这款产品可以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手段，并且为患者带来益处。那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把这件事讲得最好，一定是这个产品的原研方。”袁征宇如是说。

袁征宇认为，由于中国医药行业大环境的变革，使得仿制药带来的竞争不再像以前那么激烈。因此，自建销售团队能更好完成学术教育和进院工作。此外，高端抗生素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头部医院，也并不需要建立非常庞大的销售队伍来覆盖全国几万家医院。据悉，盟科药业初期的销售团队规模不会超过200人。

市场竞争方面，在2020年国家集采中，利奈唑胺原研产品和仿制药均已大幅度降价中标。根据Insight数据显示，国内市场利奈唑胺注射液的销售额始终呈增长趋势。2006 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2015年至2019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利奈唑胺注射液销售额不断上涨，2017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2019年的年销售额达18.22亿元。

对此，袁征宇表示，利奈唑胺是一款已经上市20年的老药，康替唑胺是有着自己的临床优势并能为患者带来特殊益处的新药，老药的降价本身就是符合市场规律、可预见的，未必会对新药造成巨大威胁。

“我认为一款新的抗生素产品，价格和医生接受度都不是问题，能否进入医院才是市场瓶颈所在。由于目前医院对抗菌药物进行分级管理，对新的高端抗菌药物医院准入及使用有一定的约束或者限制，因此我们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能够从研发成果转变为患者受益。”袁征宇说道。

03 “做biotech都希望自己能成为biopharma”

 

2021年伊始，临近康替唑胺商业化之时，盟科药业开始了科创板上市之路。

 

实际上，早在2018年盟科药业曾经寻求赴港上市，但最终决定转向更具吸引力的A股科创板市场。袁征宇直言，港交所对未盈利生物创新药企开闸后，整体表现并不非常尽如人意。“考虑到香港市场流动性相对较低，整体市场也相对低迷，再加上科创板的东风，我们还是认为在国内A股能够上市的话，会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有更大好处。”

目前，盟科药业管线内共有3款产品处于临床阶段，全部为抗生素用药，未来如何拓展产品管线，从而尽快实现盈利也是袁征宇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

“三款抗生素产品对全身用药的耐药革兰氏阴性菌、耐药革兰氏阳性菌都可以覆盖，所以短期内在抗菌药方面我们应该可以满足绝大多数患者的临床需求。”袁征宇透露，未来五年盟科药业会进一步拓展产品领域。“一方面我们会继续在抗感染领域坚持下去，这个是我们的主打，之后有机会会扩展到抗病毒和抗真菌，因为从原理上来说都差不多。另一方面，从医学分类来说，经常把感染和免疫放在一起，因为很多感染疾病到后期碰到的问题不再是感染本身，而是免疫。所以自身免疫类疾病也是我们关注的领域。”

对于拓展到新领域，盟科药业仍会坚持自主研发还是通过外部引进的方式，袁征宇表示，未来盟科药业会以自主研发为主，辅助license in的方式，进一步拓展产品管线。他直言，如果盟科药业能在今年顺利登陆资本市场，就能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完成license in项目的引进。

尽管盟科药业仍处于亏损状态，但按照袁征宇的规划，至少在未来的两三年内盟科药业一定会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在他看来，这是作为一家biopharma不可或缺的一环。从整体早日盈利来说，降低成本是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更重要的也能控制产品质量。

“其实做biotech的创始人或者管理团队，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biopharma。在美国。市场已经非常成熟，只有少数biotech能够从细分领域钻出来。未来中国市场也会是同样情况，当公司之间的兼并足够完整，小公司的生存空间就会变得很小。但是至少目前为止，中国医药市场还相对比较分散，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是允许一个小公司逐渐成长为全产业链的成熟企业。”袁征宇如说是。